小时候我教自己相信一些自己发明的东西。譬如,倘若每个冬日的黄昏对着天狼星唤它的名字,那么终有一天它会回应。以及,只要每天睡觉前默默对达沃尔·苏克说晚安,并添上一句“英雄的人民永不败”,世界就将迎来和平。

大约因为骨子里我什么也不相信,我怀疑这物质世界的万事万物,怀疑一切理论、一切感情。没有确凿的锚点,那便发明一个具体的理由,自欺欺人地沉浸其中,假装聪明自足。

有一段时间我连继续生活的理由都找不到,于是花费了许多无谓的日夜思考为什么人会有宗教信仰,结论是1)他们懦弱,2)他们蠢。我不敢以坚强自诩,但鉴于死还是活着何者更需要勇气并无公认的答案,那就姑且活着看看罢。

有一段时间我绝望地渴望有超自然的事物存在,同时死心塌地地不相信它们。我做一些茫然无着的梦,一群人来到临湖的台阁,靠着黑漆哥特式栅栏眺望雾气迷蒙的水面,淡酒流入口中变得像薄荷叶一样轻浮,盛着点心的瓷盘在桌间相传,人们的眼睛越过厚厚的课本、注视进不存在的远方,心里隐隐揣测有什么会惊鸿一现,修长的脖颈或是飘渺的歌声,但我们只是茫然无着地等待、等待,似乎此生永不会醒来。

那些乐观主义者的引言——期待使得相逢更加甜蜜也罢,不要奢求不可得而要把握当下也罢,终究是在桥的此端凭眺乐土,在本份地躬耕的同时相信彼岸将是丰足人生的终酬。而在这双眼中,彼岸不过是神经突触在另一个次元勾勒的意向,不能抵达也不应抵达,因为仙乐一旦堕入俗世便蒙了尘,珠玑不复。让它们完美地不存在着,让尘土挣扎着塑起自我,再跌落成齑粉,反反复复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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