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次来到烟台山,都是冬季。
十二月的天空似乎总是阴霾,揉皱的浓云迟迟地盘桓,清晨就在满世界的灰白色中来临。爸爸妈妈要先走,我跟奶奶一块儿去。往往是坐人力三轮,偶尔也搭姑爹的面包车。晋安区到仓山区,个把钟头的车程,在晃晃悠悠的车厢里度过。
记得有一次下着雨,雨帘里蹬车叔叔的身影被洗得模糊。前方另一辆三轮里,随风飘来一颗粉色的气球。叔叔伸手捞了来,转身递给我,见我欢喜地接了,笑容与水花一道在沧桑的脸上溅开。奶奶却责备我乱拿别人的东西。临了下了车,我把气球留给叔叔,他也不推让,盈盈的粉红往车把上一系,挥挥手,留下一串清脆的铃声。雨还在无止尽地下着,欢乐却随着那颗粉红飘得很远很远。
大约是二三年级那次,和奶奶、汶姨婆一起搭姑爹的车。这位奶奶的二妹对小孩子相当严厉,一向是我眼中的煞星。盘山公路上堵车,我便掏出前些日子捡到的小哨子可劲儿吹起来。奶奶只是摇头;汶姨婆烦得不行,又是斥责又是打手心,怎奈我天生爱和管事者作对,于是一路上哨声、骂声、嬉笑声不绝,吵吵嚷嚷也到了。
来烟台山是为了大外婆的生日。耄耋的她寡言少语,身体不佳,对寿筵似乎并不热衷。一年一度的酒席,不过是儿孙们重聚的机会。大外婆一家一向住在仓山区,直到我四岁前,我们这个庞大的家族都住在闽江边的木质大宅里。后来旧房拆改,儿孙们纷纷搬离,大外婆则和汶姨婆同住。寿筵选在烟台山,多半是怀旧吧。
现在翻看昔时留下的照片,同样的地点,同样的酒楼,同样的草木,连大外婆也是同样的苍老。唯有幼小的我在一点点长大。最早的一次,穿着妈妈织的红色小毛衣,扎两个小羊角儿,神情淡然地站在妈妈身前。还有一张,则紧贴着白色面包车,警惕而好奇地瞧向身侧。下一张,稍稍大点,和表姐、两个远房表兄弟,四个小家伙站在一处。我照例不看镜头,表姐却大人模样地摆着姿态。再大些,我和表姐比赛,把宴席上剩下的果汁易拉罐都喝干净。于是照片上是两个仰头猛喝的身影,面前一堆空罐……还有四年级,和大外婆合影,我低头咬着我的牛皮信封“钱包”。从来没有变,永远在镜头前扮怪相,长不大的傻丫头。
对烟台山确切的记忆,只剩了这些。待我上了初中,大外婆的身体越发不好,于是筵席地点改到了就近的酒楼。再后来,寿筵上连寿星都看不见了,一群人吃着喝着,偶尔也谈谈正躺在床上的大外婆。年轻人重视的是形式;唯有奶奶和几个弟弟妹妹——我的姨婆舅公们,同样是老人,能体会那份寂寞和凄凉。
高一时,大外婆辞世了。拜灵我没有参加,听说除了奶奶这些她的亲子女,最伤心的是我上小学的表弟。我没有落泪,只是心里莫名地缺了一块。从此,每年的寿筵改成了祭筵,不再是冬季,而是清明。参加的人也越发的少了,老了。
到了冬天,落雨的时候,我还是会想起烟台山。曾骑着自行车跑遍榕城,偏偏不曾回那儿看一眼。那儿,在我的记忆里,已被封存为了一本褪色的相册,一支喑哑的老歌。没有雪花的南国,彤云伴着冷风,在记忆里默默吹送。
我想,下次回家,一定要去看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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